第3章
掛了電話，我在筆記本上寫了三遍“先找到活人”，寫完了又劃掉，重新寫。
頭天晚上趙一鳴回來很晚的情景還盤在我腦子裡。他進門時身上帶著茶室的檀香味，把車鑰匙往桌上一扔，“方圓，你是不是翻我車了？”
我背對著他洗碗，“幫你收拾東西而已。”
他冷笑了一聲，沒再說話，但看我的眼神像在看一個越界的員工。那一眼讓我冷到了骨頭裡。我知道他已經開始防備我了。
到了晚上，我做出了決定：先找到當年紅魚專案的受試者，用活人的證詞逼秦總收手。
我開啟電腦，從診所內部系統中調出2024年紅魚三期試驗中兩名成年受試者的聯絡方式。
滑鼠在“患者資訊庫”圖示上懸停時，手指有點發顫——我知道這一調，系統會留痕，但這是唯一的辦法。一個是叫周建國的五十二歲男人，住城北老廠區；另一個叫陳芳，三十七歲，在超市做收銀員。我把這兩個名字寫在便籤紙上，盯著看了好一會兒。
心裡默唸：這一步出去，就回不了頭了。
我沒用診所電話，特意用私人手機號打過去。撥號的時候站在陽臺上，樓下有小孩在踢球，笑聲傳上來。電話接通，我儘量把聲音放平穩，說自己是獨立的藥物安全研究方，想了解他們服藥后的真實情況。
周建國在電話那頭沉默了很長時間，話筒裡只有他的呼吸聲，粗重又慢。然后他說：“我已經不吃了。你別再打過來了。”
結束通話。忙音嘟嘟地響，我握著手機站了一會兒。
陳芳接了電話，背景音是超市收銀臺掃碼的滴滴聲。聽說我要了解藥物反應，
她忽然提高了聲音，像是壓了很久的火突然竄上來：“你們這些人有完沒完？說了不舒服就是不舒服，但我說了沒用！”她說到后面聲音破了。
我問她為什麼沒用。她喘了兩下，說上週有人上門找過她，說如果她亂說話，會取消她的醫保報銷資格。那人的皮鞋踩在她家門檻上，說話的時候一直笑。
我問她那個人長什麼樣。她描述了一遍，語速很快，像是在倒苦水：五十歲上下，穿西裝，戴著金絲眼鏡，笑起來嘴角往左邊歪。
秦總。
我的喉嚨像被東西堵了一下，手機差點沒拿穩。
我約陳芳在超市后面的小巷裡見面，說我不是診所的人，是幫受試者維權的。我說這話的時候，聲音放得很低，語氣幾乎是請求的。
她說考慮考慮，晚上給我回話。
我等到晚上十點，手機螢幕一亮我就看，但都是推送訊息。十點過五分，她發來一條簡訊：“不去了。
我男人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”我盯著這條簡訊看了三分鐘，然后打回去，對方已經關機了。我把手機扔在床上，在房間裡走了兩圈。
我沒放棄。
次日下午直接去了周建國家，公交坐了一個多小時，下車后又走了一段全是灰的路。站在他單元門口等他下班，樓道裡有一股油煙味。
他騎著電動車回來，輪胎在水泥地上碾過，看見我站在樓道裡，臉色一下就變了，電動車都沒停穩，前輪還在晃，轉身就要走。
我追上去，跑了兩步，從口袋裡掏出媽媽那張紙條，舉在他面前，手有點抖：“你看，我媽十五年前就吃過紅魚。她S了。我不是來害你的，我是來找答案的。”
周建國盯著那張紙條，嘴唇哆嗦了幾下，眼睛在我臉上和紙條之間來回看了好幾遍。最后把電動車支好，腳撐踢了兩下才踢到位，從兜裡掏出一包皺巴巴的煙。
他蹲在樓道裡抽了半根菸，
煙霧往上升，被樓道裡的穿堂風吹散。抽到一半他才開口說：“吃了那藥以后，我有一段時間分不清白天晚上。有回把洗衣機當成門，走出去撞牆上了，縫了四針。”他指了指額角，那裡有一道淡白色的舊疤。
我掏出手機想點錄音，手指剛碰到螢幕，他一把按住我的手，力氣很大，指尖是涼的，還有老繭，硌在我手腕上，“姑娘，要說可以，不準錄，不然我一個字不說。”
我點了點頭，把手機放回兜裡，改用備忘錄打字，把螢幕轉向他，“只是記筆記”，錄音按鈕灰著。
他看我在打字，又低下頭抽菸，菸灰掉在鞋面上，他用手指彈掉。說：“但是上禮拜有兩個人來我家，把我病歷拿走了，還讓我簽了一份協議。”
什麼協議。
他說是“受試者退出知情同意書”，上頭有一行字是“本人自願退出，試驗期間未出現任何嚴重不良反應”。
他說這段話的時候，眼睛一直看著地面。我問他簽了沒有。他低下頭，菸頭在手指間轉了兩圈，最后說：“簽了。他們說簽了就給五千塊補償。我沒錢。”
最后三個字說得很輕。
—— ＊ ——
那天晚上我回到家，沒換衣服就坐在電腦前，對著螢幕整理周建國的口述，他說的每句話我都反覆回想，對著備忘錄的記錄，一個字一個字敲進文件。那張印著笑臉的黃色紙條影印件就擱在鍵盤邊，我寫著寫著就低頭看一眼，像是怕它消失。
準備寫一份報告提交給藥品監管局。
寫到凌晨兩點，我開啟那個號稱“匿名舉報”的網站，一項項填好，附上媽媽紙條的掃描件。正要提交，系統彈出視窗：“為保障舉報真實性，請完成身份認證——上傳身份證正反面。”
我猶豫了，手指在滑鼠鍵上遲疑。我盯著那個身份認證頁面看了很久，
想起上個月藥監局和市醫協會聯合開過一個論壇，兩個機構關係很緊。但想到周建國額頭的疤，我還是咬了咬牙，拍了身份證上傳，點了提交。進度條走完的瞬間，我的心跳快得像要從嗓子眼蹦出來。
第二天早上七點，天剛亮，趙一鳴敲開了臥室門。他站在門口，手裡拿著手機，臉色很難看，嘴唇抿成一條線。
“你舉報了紅魚專案？”
他的語氣不是質問，更像是失望，尾音往下掉。
我坐在床邊，被子還搭在腿上，抬頭看他，“我沒舉報，我提交了不良反應的客觀證據。”
他把手機轉過來對著我，螢幕太亮，我眯了一下眼。螢幕上是一封郵件，發件人是藥監局一個姓王的處長——他常說的老王，以前一起讀研的師兄，現在在藥品註冊處當處長。附件是我提交的舉報材料，檔名字都一模一樣。
“老王剛發過來的，說你的實名舉報材料直接關聯了診所註冊資訊。
方圓，你怎麼這麼傻。”我盯著螢幕，腦子裡“嗡”地一聲——原來那個舉報平臺是行業協會建的，后臺有秦總的人，我的身份證一錄入，系統就自動匹配了診所。
我罵自己太急，被憤怒推著走，跳過了本應先驗證的一環。但當時我就那麼站在床邊，手心全是汗。
趙一鳴把手機收回去，靠在門框上，嘆了口氣，氣息很長：“方圓，你為什麼要這樣？你知不知道秦總會怎麼做？”
他的語氣像是在說一個不懂事的孩子。
我說我不知道。說出這四個字的時候，我聽見自己的聲音有點發幹。我這是犯了一個錯——我太著急了，應該先搞清楚舉報系統的工作機制，或者避開任何和診所、和趙家有牽連的渠道。
—— ＊ ——
當天下午，院辦通知我開緊急會議。我去的時候，電梯裡只有我一個人，鏡面映出我的臉，我看著自己，
忽然覺得有點陌生。我進會議室的時候，秦總坐在主位，旁邊是趙一鳴，另一邊是診所的法務。會議桌上攤著幾份檔案，茶杯裡的水已經涼了。
秦總沒看我，低頭翻著一沓檔案，翻得慢條斯理的。
法務開口說話了，聲音不帶感情，像在讀法律文書：“方醫生，診所接到受試者投訴，說您以不正當方式誘導他們提供虛假資訊，並騷擾其家屬。診所將暫時中止您的接診許可權，並啟動內部調查。”
我站起來，椅子往后滑了一下，椅腳在地板上刮出一聲尖響。我看著秦總，“我騷擾受試者？你讓人上門威脅他們簽退出協議、收走病歷，那才叫騷擾。”
秦總終於抬頭看我，拿下金絲眼鏡擦了擦，鏡片上有一層薄霧。他說話很慢，每一個字都頓一下：“方醫生，你說我威脅，有證據嗎？錄音？錄影？還是證人？”
他說完把眼鏡重新戴上，
歪著頭看我。我沒有。周建國不會願意給我作證，陳芳連面都不肯見。我的手在身體兩側攥成了拳頭。
會議室裡靜了幾秒。秦總低頭繼續翻檔案，一副懶得再跟我說話的樣子。
然后趙一鳴清了一下嗓子，開口了，聲音很平，像在唸一份病歷，沒有任何起伏：“各位，方圓醫生最近精神壓力比較大，可能出現了輕度偏執，我建議她做一次專業的精神狀態評估。”
他看著我，眼光和十年前剛認識時一模一樣，溫和的，專業的——像在診斷一個病人。
我心裡有什麼東西，在那一眼裡碎了一下。
會議室裡的人都在看我。護士長、兩個科室主任、還有法務。我站在桌子這邊，手攥著椅背，指節發白，能感覺到木頭上的紋路硌在手心裡。
我想反駁，想喊，嗓子眼已經提上來了。但我知道自己如果失態，就會徹底坐實他的診斷。
所以我沒喊。
我坐下來，椅子重新擺正，把雙手平放在桌上，手指一根一根地展開，一個字一個字地說：“好，我接受評估。但我要外面的醫生來做，不是診所的人。”
秦總笑了，金絲眼鏡后頭的眼睛眯起來，鏡片反著光，看不清他的眼神。“當然。市精神鑑定中心下週有個評估排期空出來，我讓劉主任優先安排你。畢竟我們是尊重科學的——提前三天通知，你也有時間準備。”
最后一句他說得特別慢。
—— ＊ ——
評估日期定在三天后。這三天裡，我被暫停所有接診許可權，辦公室的鑰匙被收回，電腦被換了密碼。
收回鑰匙的時候，行政的小張不敢看我的眼睛。
我去診室收拾個人用品，紙箱裝滿，名牌放在最上面。走出樓門時，箱子一歪，名牌滑落掉在地上。
我剛彎腰，一輛快遞三輪飛快駛過，前輪碾過名牌，“咔嚓”一聲，
塑膠裂成兩半。我把兩半撿起來握在手裡，手指被裂口劃了一道口子，血滲出來。
走廊上有兩個護士看見我，腳步頓了一下，然后沒打招呼，繞開了另一條道走。她們的白大褂下襬擦著牆邊過。
還有一個年輕醫生在背后說了一句，聲音不小，剛好讓我聽見：“聽說她是想搞垮診所，連自己老公都不放過。”
我沒回頭，繼續往箱子裡放東西。
走廊盡頭，宋雨微站在配藥室門口，手裡捏著個藥瓶，看到我，嘴唇動了動，但被路過的護士長叫了一聲，她低下頭，轉身進了屋。
走出大廳門口，臺階邊坐著一個以前常來找我複診的小女孩。她看見我，喊了一聲“方醫生”，她媽媽看了我一眼，拉了拉孩子的手，快步走了。
小女孩回頭看我，被她媽媽把臉轉了過去。
我抱著紙箱，在臺階上站了一會兒。
我抱著紙箱走出診所大門，
手機震了一下，是師兄發的簡訊：“幫你調閱檔案的事被院裡知道了，停職一個月。不過別擔心，我正好歇歇。”我手指攥緊手機，眼眶發熱。就是昨晚那條微信帶來的后果，他什麼都沒怪我，只讓我別查了。
回到家，我關上臥室門，坐在地板上，背靠著床沿，把媽媽的紙條、宋雨微的便籤、還有裂開的名牌一併排在我面前。
三樣東西在木地板上排成一行。
我盯著這三樣東西看了很久，然后從抽屜裡翻出劉阿姨的電話號碼，撥過去，耳邊傳來撥號音。
劉阿姨接電話的時候在咳嗽。
我說：“阿姨，你還記不記得那天我媽在便籤上寫字的時候，她用的便籤紙，是什麼顏色的？”
問完我屏住了呼吸。
劉阿姨想了很久，話筒裡是她喘氣的聲音。然后她說：“黃的。是那種淺黃色的便籤紙，上頭印著一個笑臉標誌。”
她的聲音很確定。
我掛掉電話，低頭看那張淺黃色笑臉紙條——就是媽媽藏在相簿裡的那種。
媽媽用的是趙一鳴他爸當年在研究所用的印笑臉標誌的黃色便籤紙。我見過一次，在趙家老宅的書房裡，一沓擺在桌上。
便籤紙的線索，忽然斷了，又忽然連上了。
連線處發出“咔”的一聲輕響——那是我腦子裡的聲音。
我翻出母親遺物裡的一箇舊鐵盒，裡面有她住院手環、幾張糧票，還有一張泛黃的名片——市刑警隊，陳建國。
我想起劉阿姨說的那個年輕警察，就是他。
我撥了名片上的手機號。第一遍，忙音。第二遍，忙音。第三遍，一個蒼老的聲音接起來，背景裡是電視的嘈雜聲。
“喂。”
我說我是李秀珍的女兒。
電話那頭沉默了，電視的聲音被調小了。然后老人說：“你是那個小姑娘。你長大了。”
他的聲音有點啞。
我說我想見您，有事問。他猶豫了一下，咳嗽了兩聲，說：“明天下午，在我家附近的小公園見，我給你一樣東西。”
—— ＊ ——
第二天下午，我坐在公園長椅上，老民警彎腰坐到我旁邊，從舊布包裡掏出一個信封，放在我手邊，他的手背上有老年斑。
他說：“這是當年我在現場偷偷收起來的影印件，原件封存前我影印了一份，這麼多年也不知道該給誰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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