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章
上午，一個陌生號碼打進來。我接起來，對面是個男聲，先清了清嗓子，像在給人算房價：“嬸子，我是黃婷的表哥，做房產中介的。聽說你家老房貼了拆遷告示，黃婷讓我問問你，要不要我幫你跑跑手續？”
我握著手機，說了幾句客氣話，掛了。
結束通話之后，我把手機放在床沿，看著那個號碼，看了好一會兒。
黃婷的表哥怎麼會知道我電話號碼？我只存過黃婷的號碼，家裡電話本上也沒有他的名字。
我把這個號碼抄在賬本最后一頁，又在那行字下面畫了一條線。賬本那一頁上原記著黃婷單位那家房產公司的電話，她的號碼排在第七位。這個新號碼和那串公司電話捱得很近，像個站在門口等著進來的人。畫完之后，我又畫了一條，兩條線並排，像給這個名字釘上了一個記號。
我打電話回老家，接電話的是孫嬸，嗓門大，邊說話邊擦灶臺。我請她幫我看看老房子門鎖有沒有壞。
孫嬸說：“沒事，鎖好著呢。就是門口貼了張拆遷告示，說是半年內要談補償的事。”
我握著聽筒，半天沒說話，孫嬸餵了兩聲，我才應了一聲“聽見了”。
第二天我買了回鄉的汽車票。車開了兩個小時，窗外的路還是那條路，老家的屋頂一直立在那裡。我把布袋放在膝蓋上，手搭在拉鍊上，指頭順著拉鍊齒一節一節摸過去，摸到頭，又摸回來。
到了老家，屋裡一股潮味。我先去抽屜翻出丈夫留下的遺囑，紙頁黃了，字還清楚：“我S后，祖屋歸慧蘭處置，不許旁人插手。”
遺囑是老周自己寫的，就他一個人的字，沒有公證。我不知道這東西到了拆遷辦那裡還硬不硬，但我知道，它比黃婷那張讓我簽字時都沒看清的紙，硬得多。
遺囑下面壓著一封信，是早年孫嬸寫給我的：“你拉扯周俊那段日子，我們都看在眼裡。”我把信紙摺好，塞進布袋，塞的時候手抖了一下，又把信拿出來重摺了一遍。
孫嬸來串門，說起周俊他堂哥周大成前幾天還問起我：“嬸子怎麼還不回來？”孫嬸說著瞟了一眼桌上的遺囑，又說：“大成人實誠，那年你借他家錢，他記了半輩子。”
我又從衣櫃底下拖出舊皮箱，皮箱很沉，我拖著它出來的時候，箱子角在地板上刮出一道印子。我拉開拉鍊，先取出那個鐵盒。漆磨掉了大半，蓋子有一道劃痕。我沒急著開啟，隔著鐵皮按了按，裝進布袋最裡層。
這裡面的東西，我上次翻出來還是在老周走的那年，那會兒我數過一遍，怕搬家時落下；這麼多年沒人動過，一件不會少。
又從箱底翻出周俊剛出生時的照片，一沓，邊角都捲了。照片裡他把小手攥成一個拳頭，
我抱著他，頭髮被汗貼在額頭上。我一張一張翻了翻，又放下。照片不能說明我該得什麼，但照片能說明，我不是從街上撿來的“阿姨”。我把照片放回箱底，用疊好的舊衣服壓住，拉上拉鍊，把箱子推回衣櫃底下。我站直身，腰痠了一下，扶著櫃門站了一會兒。
下午我去了鎮裡銀行，拉那張卡的流水。櫃檯姑娘問我要幹什麼，我說“對賬”。她說那要本人身份證，我從口袋裡掏出來遞過去，手有點笨，證件從檯面上滑了一下，她接住了。
流水單打出來，我數了一下，八年，黃婷零零散散轉過四萬六千多，備註全是“贍養”。
我看著“贍養”兩個字，站在銀行門口，半天沒有動。她轉錢的時候寫“贍養”，說明她心裡清楚那是給長輩的錢。到了調解桌上，她說那是工資。一個人把同一樣東西叫兩個名字，心裡不虛，怕是不至於。
我把流水單摺好，
放進布袋最裡層。她到底怕哪本賬？我隔著布面按了按那頁紙，心裡那團火不滅，反而像被風吹了一下，燒得更穩了些。我走到銀行旁邊的雜貨店，買了一瓶水，擰開蓋子喝了一口，水涼得我打了個激靈，才繼續往前走。
喝完水，我又往土地所走了一趟，託以前一個老同事，幫我查老房子拆遷評估單的歸檔。老同事從櫃子裡翻出一疊紙，指著申請人一欄：“看，這單子是半年前遞的，申請人叫黃某。”他說話聲音不大，辦公室裡另一個小姑娘抬頭看了我一眼，又低下頭去。
我看了一眼，整個人在櫃檯前站住了。半年前，黃婷笑著接過我遞去的戶口本，翻了兩頁，說：“媽，你看，老房子值不了幾個錢。”原來半年前，她就讓表哥託人跑了這道手續。
我把那張評估單拿近一點，又看了一遍申請日期，把那個日期記在心裡，才放下。
我在土地所旁邊的影印店影印了那份拆遷評估單。
交影印費的時候，手有點抖，但心裡的火是穩的。我不哭也不鬧，我就是要把每一步走實，走到他們無路可退。我把流水單摞在影印件上，一起放進牛皮紙袋底下——這上面的字比賬本更硬，要留到桌上再攤開。老闆娘找了我兩個鋼鏰，我把鋼鏰攥在手心裡，焐了一會兒，揣進兜裡。
傍晚我回到老房子，把那些紙一張一張鋪在床上，看了一會兒。鑰匙串在口袋裡硌著我，我掏出來，又擦了一遍。擦鑰匙的時候，先用指腹擦，后來用衣角擦。鑰匙擦亮了，像有些話終於被擦亮了。我把鑰匙串放在那一沓紙上，看了它一會兒。
我不打算打官司，打官司也打不過他們折騰出來的協議。我要用一種周俊從小到大都認得的方式告訴他：他有一個媽，他媽不是月支出欄裡的一行字。我躺在那張床上，枕頭是蕎麥的，枕著硌脖子，我翻了個身，又翻回來。
第二天早上，
我去了鎮列印店，把周俊小時候的照片、丈夫的遺囑、孫嬸的信，各影印了三份。影印機咯吱咯吱地響，一張一張吐出來，像吐出一些舊日子。第一張吐出來的時候，字有點斜，我讓老闆重印了一遍。第一份我寄給了周俊單位的工會主席。寫地址的時候，我寫得特別慢，一筆一畫，像在謄一遍舊賬。剛把第一封信交進去，手機在包裡震，是周俊。
他的聲音發著抖：“媽，黃婷跟我說了……袋子裡是不是然然的親子鑑定？”
我捏著手機，沒有說話。
他又問了一遍，聲音低下去：“媽，你拿走那個袋子，是想幹什麼？”
我還是沒有說話，聽得見他在那頭喘氣。他等了一會兒，說：“媽，你回來說，家裡事家裡說。”
我掛了電話，把手機放回包裡。黃婷那邊早就給他交了底——不是讓他當孝子，是拉他一起站隊。
第二份我寄給了周俊同學的父親。
第三份我帶回旅館，放在布袋最裡層。我不需要靠它換錢，我只想讓它替我說一句：這八年是有來處的。寄完最后一封，我站在郵局門口，天已經黑了。手機螢幕上是八個未接來電，全是周俊打來的。我按了接聽，他在那邊吼：“媽，你把鑑定委託書寄到哪了？！”
他吼完，電話那頭安靜了幾秒，然后我聽見一聲悶響——像是他把手機摔在了桌上。
我輕輕說：“我沒有寄委託書。你要是想說話，明天上午九點，來社羣調解室。我這就去登記。”
電話那頭安靜了三秒，他說：“媽，你別去，家醜外揚。”
我說：“我去了八年，你才說這是家醜。”
我把電話掛了，在郵局門口的臺階上站了一會兒，把手機放進外套裡袋，拉上拉鍊，轉身往社羣調解室走。
到了社羣調解室，工作人員問我有沒有律師，我說不需要。她說這案子有點特殊，
我笑了笑：“再特殊的案子，也得有人花時間記清楚。”她讓我填一張申請表，我趴在櫃檯上填，填到“與申請人關係”那一欄，筆尖停了一下，寫上：“母子。”填完表遞過去，她看著那兩個字，又問了一遍：“真不用律師？”
我說：“不用。”
她看著我，眼神裡有點東西——一個不用律師來調解的農村老太太，他們大概沒見過。
我從布袋裡摸了摸鐵盒的邊沿，走的時候，聽見她在后面跟同事說了一句：“奇怪了，她連律師都不要。”
第二天一早，蕎麥枕頭硌著脖子，手機在枕頭邊震了。是周俊單位的工會主席，說材料收到了，會找周俊談談。我說了句“麻煩你了”，掛了電話，把手機放回外套裡袋，拉上拉鍊，在屋裡坐了一會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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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完結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