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章
每一天晚上，我都在日曆上畫一道紅槓。
槓越來越密，像一道道血印子。
今天，距離開庭還有十三天。
第一次庭前會議那天，我穿了那件紅裙子。
裙襬有點皺了，我用熨鬥燙了兩遍才燙平。
我想讓自己看起來像女兒畫裡的媽媽。
庭前會議在一間小會議室進行。
長桌旁坐著法官、書記員，我和法援律師坐在一邊，對面是韓正和他的律師。
韓正申請了緊急臨時裁決，要限制我的探視權。
法官坐在桌子頂端，表情嚴肅。
我看了眼牆上的鐘——上午九點十分。
距離開庭還有十三天。
韓正的律師先開口。
他把一疊材料推過來，說：
“被告情緒極不穩定，
有多次言語暴力和冷暴力記錄。建議訴訟期間由我方當事人承擔主要撫養責任。”他用下巴指了指那疊紙。我看見上面貼著微信截圖、通話記錄，還有那張光碟。
法援律師剛要反駁，韓正律師抬手製止。
他拿出一隻錄音筆，按下去。會議室裡響起我的聲音：
“你再這樣我就不管你了！”
然后是女兒的哭聲和摔門聲。
錄音放第一遍時，法官的手指在桌面輕敲了一下。
放第二遍時，他抬手按停了錄音筆：
“原告律師，你是否有完整的、未經剪輯的錄音檔案？如果沒有，這份證據的完整性我會在庭審中重點審查。”
韓正律師一愣，忙解釋：
“這是提取的關鍵段落，原件可提供。”
法官沒再追問，但他拿起筆在本子上記了什麼。
那個小細節被我記住了。
韓正律師看著我，
問：“這句話是不是你說的？”
我法援律師想拉我衣角，我已經開口了：
“是。”
他追問：
“你知不知道這種話會對五歲孩子造成心理傷害？”
我說：
“知道。”
我的手指在桌下攥著裙襬。紅裙子的布料被攥出了褶。
他嘴角動了一下。
他沒想到我認這麼快。
他等的是我否認、辯解、激動。然后他就可以證明我“情緒失控”。
但我坐著，手放在膝蓋上，十指交叉，指節發白，但聲音沒飄。
我手心在出汗，膝蓋上的裙襬溼了一小片。
他愣了一下，又說：
“既然知道有傷害，為什麼還要說？這說明你的情緒管理能力根本不適合照顧小孩！”
這質問像釘錘，他每問一句就想釘S我一寸。
我法援律師剛要舉手提反對，法官皺了皺眉問：
“被告方，
你們有什麼要說的嗎？”我當時站起來。
腿有點軟，我撐著桌沿。
我把女兒的畫冊攤開在桌上。
我說：
“法官，我承認。我說過這句混賬話。但我想請您看一下這個。”
我把那張“媽媽變小”的畫推過去。
再推一張“媽媽又變大”。
再推一張“媽媽穿著紅裙子”。
我推畫的時候，手指在畫紙邊沿摩挲了一下。
韓正律師立刻說：
“畫跟本案無關。小孩畫畫能證明什麼？”
我法援律師這回事先有準備，拿出一份申請：
“這是心理諮詢師出具的親子依戀評估報告。申請列入附屬證據。”
法官接過報告，翻了翻。
韓正的律師臉色微變，他抬手鬆了松領帶。
那幾秒鐘特別長。
會議室裡的鐘嗒嗒嗒地走。
然后法官合上報告，
說：“鑑於指控和現有材料，本庭會在庭后對臨時照顧安排作出書面決定，正式開庭時再據案情調整。在此之前，雙方不得擅自改變孩子居住環境。”
韓正律師臉色微變，他坐下，把錄音筆收好。
我以為這就完了。
但第二天，法援律師打電話給我，聲音有點急：
“韓正向法院申請了緊急臨時令，理由是‘防止孩子遭受情緒N待’。他們把你的錄音和酒店影片當佐證。法官批了。現在你有每週兩小時的探視權，在社羣中心進行。直到正式開庭。”
我握著手機，手指發涼。
法援律師說：
“這沒有依據，是預判。”
但沒用。
韓正利用程式，把一個“建議”變成了真令。
我坐在那兒，手指攥緊椅子扶手。
每週一次。每次兩小時。一個月加起來，八個小時。
原來媽媽的愛，
可以用小時來計算。我想象著以后每次探視，社工都會站在旁邊，刷刷地翻記錄板，像在算賬。
我腦子裡全是女兒的臉——她問我為什麼不回家。
我怎麼回答？說媽媽的時間被法院切成了一塊一塊的，只能分給你兩小時？
去社羣中心看女兒那天，我提前半小時到了。
我站在門口，看了眼手錶，又看了眼手錶。時間怎麼過得這麼慢。
囡囡被一個社工牽進來。
她一看見我，就跑過來。我蹲下一把抱住她。
社工退了半步，站在牆角，手裡拿著記錄板。
每一個擁抱、每一句話，都會變成報告上的字。
我聞見女兒頭髮上不是家裡洗髮水的味道。是另外一種，有點陌生的香味。
囡囡說：
“媽媽，奶奶給我扎的辮子，太緊了。”
我幫她拆了重新紮。我手很輕，怕碰疼她的頭皮。
她靠在我懷裡，
仰著頭問：“媽媽，你為什麼不回家？我想你了。”
我蹲下，張了張嘴，差點把真實想法說出口——媽媽的時間被法院切成了一塊一塊的，只能分給你兩小時。
但我咽回去了。
我說：
“媽媽在辦一件大人的事，辦完就回家。你要好好吃飯。”
我說這些話的時候，社工一直站在那兒，記錄板翻了一頁。
她又說：
“徐老師說，你生病了，所以才不能回來。你病好了嗎？”
我手停了一下。
徐婉在鋼琴課上跟我女兒說這些。一個五歲的孩子，還不懂什麼是離婚，已經學會了“媽媽生病了”這個說法。
囡囡歪著頭看我，眼神裡有疑惑：
“可是媽媽看起來沒生病呀。徐老師為什麼要這麼說？”
我嗓子眼哽了一下，然后笑了一下說：
“媽媽沒有生病。媽媽是大人了，
大人生氣的時候，需要自己冷靜一下。不是囡囡的錯。”探視結束那一下，社工說：
“時間到了。”
女兒不肯鬆手，哭得撕心裂肺。
社工把她從我懷裡往外拉。
我站著沒動。
等她被抱出門了，我才轉過身去。
牆上貼著一張社羣中心的活動海報，畫著太陽和氣球。太陽是蠟筆塗的，歪歪扭扭，沒有女兒畫得好。
我用袖子飛快地擦了一下眼睛。
離開社羣中心時，我看見韓正的車停在街對面。
他坐在駕駛座上，車窗開了一條縫，手機攝像頭正對著社羣中心大門。
他看見我看見他了，車窗升上去了。
但手機沒收。
他在收集“證據”。每一個我紅著眼眶的瞬間，都會變成他申請書上的字。
代價來了。
那天晚上，我照例打電話給女兒。
電話那頭是婆婆接的：
“以后晚上別打來。
孩子要早睡。”我說：
“是法院讓我每晚通話的。”
婆婆說：
“韓正問了法官，沒說必須。”
她掛了。我再打，關機。
我盯著手機螢幕，看著通話記錄裡“婆婆”這兩個字，手指懸在螢幕上方，不知道怎麼摁下去。
我退出通話介面，開啟手機瀏覽器，找到徐婉所在培訓機構的官網，翻到“師資投訴”一欄。截圖了那條投訴電話。
但我沒撥出去。
現在打過去，只會變成韓正新的證據——“被告騷擾證人”。
關掉網頁，手指在螢幕上停了好久。
這事沒完。
等官司打完，我會讓那家機構知道，他們的鋼琴老師除了會錄音，還會在被子裡錄別人的老公。
我握著手機，站在黑漆漆的客廳裡。
客廳的鐘嗒嗒嗒走著，每一聲都像在說“倒計時”。
我走到女兒房間門口，
手放在門把手上——門沒關。裡面還留著她的味道，但沒了她。
我不記得我在門口站了多久，只記得窗外的路燈光從窗簾縫裡漏進來，在地上畫了一條細細的亮線。
那條線，像開庭日期那個紅圈，越來越近。
距開庭還有九天。
我能看女兒的時間，從每一天，變成了每週一次。
還會變成一個月一次嗎？還會變成“媽媽是誰”嗎？我不敢往下想。
我開啟手機，翻到那些畫。
那張紅裙子媽媽，還在對我笑。
我說：
“囡囡，再給媽媽一點時間。媽媽雖然很慢，但媽媽沒有停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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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完結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