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章
我在社羣服務中心門口站了五分鐘，看見周銘的車停在對面。
他坐在駕駛座上，沒下來，手搭在方向盤上，頭低著。
肩膀塌下去，整個人縮在座椅裡，像個被抽掉一半氣的球。
這是我第一次看見他這個樣子——不是兇，不是冷，是累。
但他抬頭看見我的時候，那個累立刻被收起來了，換成了一副我見過無數次的不耐煩。
我把鞋底在臺階上蹭了蹭，推門進去。
我透過社羣調解員約他在社羣服務中心見面。
調解員是個五十多歲的女人，姓陳，經常處理鄰裡糾紛和家事矛盾，說話不急不慢，有一種讓所有人都沒辦法對著她吼的聲量。
我讓陳姐給他打電話的時候，特意讓她說“沈栩想談孩子的事，她說有些東西不想鬧到單位去”。
他聽完沉默了幾秒，居然答應了。
周銘之所以同意來，是因為上週他單位紀檢組已經找了他談了兩次話，他需要在我面前探一探我手裡還有多少東西。
周銘來的時候遲到了二十分鐘，穿著一件灰色夾克，裡面還是白襯衫，但領口沒繫好，袖子上有兩道不知是咖啡還是醬油的印子。
我盯著那兩道印子看了幾秒，他注意到了，下意識扯了一下袖口，把那道印子往裡面卷。
他坐下的時候椅子腿和地板蹭出一聲短促的摩擦聲。
房間裡除了我們和陳姐，還有兩位社羣工作人員——一個在角落裡整理檔案、一個在門口接電話，服務中心的監控攝像頭正對著我們這張桌子，紅色指示燈亮著。
我抬頭看了一眼那個指示燈，確認它在閃。
這是我安排的——我必須確保這場對話不是“兩個人的房間裡的秘密”，必須是一場合法的、有記錄的對質。
顧記者是我提前通知的，他已經到了；小梅也是我通知的，
我說今天可能會用到她手裡的材料。我在桌子底下把手指一根一根掰了一遍。
陳姐開了場，說今天雙方自願到場，目的是就子女撫養和債務爭議做一個初步溝通。
周銘不耐煩地看了一次手機，嘴角往下撇著，用一種儘量維持體面的語氣說：
“談什麼？法院都判了，沈栩，你再鬧就是幹擾司法。”
他把手機螢幕按亮又按滅，反覆了三次。
我沒接這句。
我從包裡拿出一個牛皮紙信封，放在桌上，推到靠近他那一側但不至於讓他夠到的位置。
裡面是我徵信報告、報案回執、部分銀行流水的影印件。
信封推過去的時候刮過桌面上的一道劃痕，發出沙的一聲。
我說：
“周銘，我今天不跟你聊法院判了的事。”
“我今天跟你聊你沒告訴法院的事。”
“第一件事，一百一十三萬的債務。”
“你冒用我的身份證籤的字，
刑事報案已經受理了，辦案民警說材料齊全，下一步就是找你談話——我今天提前跟你說一聲，免得你覺得突然。”他臉上那種剋制的平靜裂開了一道很細微的口子，喉結動了一下。
但很快他冷笑了一聲，說：
“你隨便說，又沒證據。”
我把小梅提供的第一頁賬目影印件翻過來，讓他看見上面他親筆簽過的那一行審計標記。
那張紙被我折過，摺痕正對著他的方向。
他盯著那個簽名看了兩秒，整個人明顯僵了一下，那種反應不是裝的——他知道那是真的。
他嘴唇動了動，似乎想說什麼，但我沒有給他組織語言的時間。
我趁著他僵住的那一秒，吸了一口氣。
我拿出手機，點開第一段錄音。
周銘的聲音從手機外放裡傳出來，很清晰——
“我鎖她手機就是讓她知道，她跑不掉。”
錄音后面是他以為我聽不懂的一段方言，
但陳姐是本地人，她聽懂了，臉色當場就沉下來。她把手裡轉著的筆放下了。
陳姐看了周銘一眼，旁邊整理檔案的小姑娘手停了，整個屋裡只剩下錄音裡的聲音和周銘變得粗重起來的呼吸聲。
我能聽見空調的嗡嗡聲，還有外面走廊有人走過的腳步聲。
周銘猛地往前傾身，手指按在桌面上，指節發白：
“你敢錄我的音？這不算數，這違法——”
我說：
“這段是我在公共場合錄的，已經做過證據保全了。而且你有沒有想過，要讓這段作廢，你首先要向法庭解釋——你當時說的是真的，不是氣話？”
我的聲音比我自己預想的要穩，手在桌子底下攥著，但聲音沒抖。
他噎住了。
太陽穴有根青筋在跳，一鼓一鼓的。
他張了一下嘴，又合上，像一條被拍上岸的魚。
我繼續，不給他喘氣的間隙。
我點開第二段錄音。
這次是周銘酒后和他堂兄的對話——
“公司那邊已經查過來了，挪的一百二十萬窟窿得用地皮堵。她孃家那塊地，我早盯上了。”
手機外放的音量被我開到了最大，他的聲音在整間屋子裡嗡嗡迴響。
聽到那句，周銘整個后背撞進椅背裡，像有人從胸口推了他一掌。
陳姐張了張嘴，沒說出話。
一直站在門口的社羣工作人員拉開門走了出去——
她在門外壓低聲音說：“裡面那個男的挪用公款，涉及刑事。”
門沒關嚴，那句話順著門縫飄進來。
我把一個紅色硬皮資料夾攤開，取出土地證原件，放在桌上，放在我們兩人正中間。
攝像頭可以完整拍到這張證，也可以拍到我和他各自的反應。
土地證的紅封面有點舊，四個角都磨白了。
我說：
“周銘，這張證，你從結婚第一年就開始惦記。你逼我回孃家裝好人，
你讓你媽到我家裡說親家母命好生了個懂事的女兒，你讓我爸以為你是個能信任的女婿——每一步，都是為了這張紙。”我把土地證翻過來，把三天前和福利院院長籤的捐贈協議放在土地證上面。
協議的紙比土地證白得刺眼，上面的公章紅得像一個句號。
我說：
“現在這張證，昨天已經過戶給兒童福利院了。三個工作日備案生效。你想要的東西，我寧可給那些沒有爹媽的孩子，也不給你留一個角。”
我說這話的時候手指按在協議上，指尖壓得發白。
周銘愣在那裡，臉上那種空白只持續了幾秒。
然后他回過神來，撐著桌子把身體往前傾，脖子上的筋繃起來，壓低聲音說：
“地捐了就捐了，我不在乎。但你想過沒有——你把事情做到這一步，兒子長大了知道他媽把能換錢的地送給了外人，他會怎麼看你？你覺得他會感激你，還是覺得你毀了他的家？
”他的聲音變得很沉，像是從胸腔最深處擠出來的。
我把手腕上那串用舊鞋帶重新串的珠子手鍊褪下來，放在桌子上，放在土地證和捐贈協議旁邊。
然后我看著他的眼睛，這次沒有像以前那樣被這句話掐住喉嚨。
我在桌子底下用拇指捻了一下手腕上被珠子磨出的印記，說：
“這塊地捐給的那些孩子，他們沒有家。我兒子有我——有我在的地方就是家。我留給他的是他媽站起來的證明，不是什麼窟窿填補的房契。”
說最后一個字的時候，我發現自己嘴角往上揚了一下。
周銘的手從桌面上滑下去，整個人像被抽掉了最后一根骨頭，陷進椅子裡。
表情又回到那種空白——不是震驚，是大腦徹底宕機之后的那種空白。
他好像在拼命計算什麼，但螢幕黑了，算不出來。
他的右手還在桌面上無意識地抓了一下，抓住了空氣。
我站起來，提高了一點聲音，確保攝像頭能收到這句話：
“另有一件事，我也提前告訴你了——我會向法院申請變更撫養權，所有新材料已經由律師提交了，包括你今天在錄音面前沒有反駁的部分。你找律師吧。”
我站起來的時候椅子往后滑了半步，我沒有去扶。
他嘴唇翕動了半天，最后擠出幾個字：
“沈栩，你離開我什麼都不是。”
他聲音是啞的，像砂紙磨過木頭。
我已經走到門口了，聽到這話，停了一步，轉過身來，看著他。
他狼狽地坐在那裡，領口歪了，袖子上的印子更明顯，眼睛裡有血絲，像一個熬夜賭光了的賭徒。
我說：
“這句話，你說過太多遍了。但我今天不走了——我是走出去的。”
說完，我推開玻璃門，門有點重，我用了兩隻手。
顧記者擋在我身后，陳姐站起來攔住了想追出來的周銘。
我聽見她沉聲說：
“你坐好，事還沒談完。”
我走過走廊的時候，小梅跟上來，小聲說那些賬目已經交給內部紀檢了，她丈夫和家族那邊已經達成協議，下週正式分家。
她還說分家那天，她丈夫當著全族的面給了她一耳光，但她沒哭，把協議書拍在桌上。
我把她的手握了一下，鬆開，繼續走。
她的手心是熱的，有點溼。
后來，撫養權改判的那個上午，我在法院門口等了很久，最后看見兒子揹著書包朝我跑過來。
他跑得很快，鞋帶散了，撲進我懷裡的時候撞到了我鎖骨，疼，但我沒鬆手。
他身上有股橡皮泥和洗衣液混在一起的味道。
我帶著兒子搬走了，在小區門口租了個很窄的鋪面，開了一間小花店，招牌是兒子畫的，歪歪扭扭寫著“媽媽花店”。
周銘因為經濟問題被公司解除職務，目前仍在接受調查，民事部分另案處理。
我在花店門口靠牆角的地方，永遠留了一個空位置，不擺花、不堆貨。
每天早上開門，我先在那兒站一會兒，不知道該放什麼，但知道它得空著。
有一天，兒子蹲在那個空位前問我：
“媽媽，這裡不放花嗎？”
我沒回答。
我從抽屜裡翻出一顆白色塑膠珠子——那是手鍊散掉那天，我從水溝縫裡摳回來的，唯一找回來的一顆。
我走過去，蹲下，把那顆珠子放進牆角那個空位的正中間。
它滾了一下，停住了。
不是懷念，是記住。
記住這個位置曾經空過。
然后我站起來，把手鍊上剩下的珠子捻了一遍，桃紅色、藍色、白色，缺了三顆，但剩下的都在。
兒子抬頭看我，我碰了一下他的臉，他歪頭看著我手腕上那截舊鞋帶，沒再問。
我轉身走到操作檯前，拿起剪刀，對著洋甘菊那些爛根狠狠剪下去。
剪刀鈍，
在磨刀石上蹭了兩下，聲音很刺耳。然后我放下剪刀，推開店門走出去——兒子蹲在牆角那顆白色珠子前，抬頭看我。
我說，走，媽媽教你認花的品種。
他跑過來把手塞進我手心裡，手心黏黏的。
風鈴在身后響了一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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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完結
